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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
新春假期中,大批香港客到澳门去玩,其中有不少是本报的“死党”。结果澳门的明报被炒起了价,一般是卖到三毫子一份,最抢手时更炒到每份五毫。这是好几位读者写信来告诉我们的。他们说,一般的香港报都没有起价。
在资本主义社会中,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,那便是经济学中简单的“供求律”。顾客的需要增加了,但供应量没有增加,商品的价格自然会提高。但马克思的理论却不是这样。他认为,每件商品的价值,由劳动量来决定,以一份报纸为例,其中的劳动量包括排字工人、印刷工人、造纸工人、造印刷机工人、造油墨工人、写稿者、记者、编辑、校对、报贩、经理等等的劳动总和,报纸卖得贵了,超过了它本身的劳动量,所贵的部分,便是“剩余价值”,便是被人剥削了。
因此在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中,货物的价格不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。当局认为一斤米、一匹布应该值多少钱,便定多少价。供应不足便没有货,人民便买不到。他们用行政命令来限制,而不是用起价的办法来限制。
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企业,以追求利润为目的。明报希望销得多,固然是报纸的影响扩大了,在经济上,那便是每一份报纸的成本减低,利润增加。“利润”这两个字,看起来似乎不大清高,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,除非你不经营企业,否则自街边的咸脆花生档,以至“某某学校有限公司”,都非注重利润不可,否则便是破产和执笠收档。
但“利润”这两个字,最近在苏联经济学界也讨论得非常起劲。去年九月间,苏联卡尔科夫工业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李勃曼,在《真理报》上发表文章,批评苏联各种企业管理不得当,主张应当根据“利润观点”来经营。他提议,每一间工厂的生产,其成功和失败,须以是否得到利润来计算。在共产国家中,每一间工厂为了完成生产计划,总是只求产品增多,至于人力的浪费、原料的浪费、人民是否欢迎,那是根本不加考虑的。他们往往用一元二角的成本,来制造一件只值一元的商品。因为由政府规定价格,这件只值一元的商品,便被定价为一元三角。李勃曼抨击这种办法。他的意见还没得到政府的采纳,但苏联经济学界已展开了热烈讨论。
《窗明几明》从明报起价说起(第1/1页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