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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领导、各位贵宾：
这一次召开的庆祝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大会，实为空前盛举。我因年迈龙钟，双目又在不久前动过手术，遵医嘱不许远行，因此不能亲临祝贺，实极愧疚，务请诸位原谅！
由于藏经洞的发现，中国文坛上，以及世界文坛上出现了一门新学科：敦煌学。陈寅恪先生在《敦煌劫余录》序中说道，有人认为“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”。陈先生说：“寅恪有以知其不然。”他列举了许多没有被外人盗走的敦煌卷子，说我们还大有可为，其说甚辨，颇能鼓舞人心。然而，事实却是，在建国前的半个世纪中，在建国后最初的三十年中，在我国，除了少数学者在敦煌研究方面有所贡献外，敦煌学几乎是一片荒漠。某国一敦煌学者曾大言：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某国。”这是咎由自取，怪不得他人。
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改革开放之风吹绿神州大地，敦煌学，也同别的学科一样，从悠长的寒夜中苏醒过来。正在此时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又应时而成立，对鼓吹升平，起了一些作用。于是一批中青敦煌学者，踔厉风发，脱颖而出，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版了大量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，蜚声中外。事实胜于雄辩，外国同行们不能不刮目相待了。此举实含有雪耻的意味，不仅为敦煌学做出了重大贡献，亦为祖国增光添彩，绝不可等闲视之。
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大会上，我无意中提出了一个口号：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世界。”得到了与会的中外学者的同声赞成。以后世界以及中国敦煌学蓬勃发展，证明了我那一个口号的准确性。这一次有众多中外专家学者参加的空前的盛会，也说明了我那一句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。
在这次大会上表扬了十位对敦煌学有贡献的学者，中外都有，我有幸滥竽其中，既感且愧。我对于敦煌学贡献不大。如果真有的话，也不过是啦啦队中的一个成员而已。我把这一个崇高的荣誉看做一个鼓励和鞭策。我虽已年届九旬，但身体尚称顽健，脑筋还难得糊涂，做啦啦队员，尚有资格。古人诗云：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。”我一定竭尽绵薄，为敦煌学的发展尽上自己所能尽到的责任。敦煌学在中国，在全世界一定会有无量光辉的前途！
2000年6月30日
《朗润集团三个老板是谁》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大会贺信（第1/1页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