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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反应迟钝之中央政府
两次鸦片战争,将中国推到了近代世界的风口浪尖。它在给清政府带来严重的统治危机的同时,也给统治者调整政策、迎接挑战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。如果统治者能够抓住这个机会,革固鼎新,对外开放,积极赶上世界的潮流,未尝不是一个关键的契机。但是,最高统治者却仍然固执地拒绝睁开眼睛,不敢正视现实,从1840年至1860年,中国在关键的年代里白白地损失了20年宝贵的光阴。
接纳,还是排斥,这已经成为清朝统治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就道光皇帝而言,他亲政勤政,生活俭朴,对于被迫签订的《南京条约》,终身抱恨,常常觉得愧对列祖列宗,故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诏:“朕万年之后,断不可行郊配之礼。”不可为他设立“神圣功德碑”,这说明,他并不糊涂。然而,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执政者,他太昧于世界形势,天朝上国之梦积习实在太深,对于西方殖民主义者贪得无厌的欲望缺乏清醒的认识,以为中英议和条约既然已签,英夷的愿望已经得到满足,中国就会像从前那样恢复永久性的平静。因而,战后,他不积极去总结失败的教训,力求改革振兴,反而堵塞言路,讳谈西事,直到道光三十年(1850年)去世止,大清国所有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,仍然原封未动,中国现代化根本没有起动,战后十年的黄金岁月,就这样像流水一样白白地流失掉了。
至于咸丰皇帝,那就更等而下之了。他原本就是一个庸才,充其量也就适合做个太平年间的安乐王。他对世界局势的认识与乃父道光皇帝比起来,也高明不了多少,直到咸丰八年(1858年)英法联军兵临城下,还在斤斤计较外国使节觐见时一定要遵守三跪九磕的大礼。从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十一年(1850—1861年),中国在他的手中又白白地浪费了10年之久。
清朝统治者有一个重要原则,这就是不到万不得已,绝不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,决不允许西方国家的使节驻进北京。
道光二十年(1840年),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,中国以割地赔款而告终。鸦片战争以后,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控制不断加强。与此相适应,清政府的统治机构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,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,陆续建立了一批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机构。
《晚清的变局与人物》第四章 中央与地方之博弈(第1/1页)